中小学管理

董奇
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

在策划本期选题之初，我们就试图“搜索”一个走在教育评价改革前沿的、能代表评价改革研究整体团队的人，来作为这期评价专刊的封面人物。

董奇，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心理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以其国家基础教育课程改革重点项目“促进教师发展与学生成长的评价研究”课题组主持人的身份进入了我们的视线。他所主持的教育评价研究，对上为国家教育行政部门制定相关政策提供参考，对下指导基层教育教学评价改革的实践。要关注现在的评价改革，我们就很难对他的工作略去不谈。

因此，我们将镜头定格为董奇。

2001年，我国启动了义务教育阶段的新一轮课程改革。如何建立与素质教育、新课程改革相适应的新的教育评价改革体系、如何改革现行评价中存在的突出问题，以达到促进教师与学生的发展、提高教育质量的目的，已成为此次课程改革的一个关键问题。自2000年主持国家基础教育课程改革重点项目“促进教师发展与学生成长的评价研究”课题研究以来，董奇教授组织国内十余所高校和相关教育机构的研究人员，和基础教育一线的许多教育行政部门、专业部门的领导与广大教师一起，对教育评价改革的一系列问题进行了研究，取得了初步的成果。作为项目组的负责人，董奇对评价的认识，对评价政策的诠释，可以使我们从一个侧面更深入地理解评价改革的精神实质，更有效地把握在评价实践中的尺度。而他对教育评价改革的热忱与对教育改革全局的理解，则可以让我们得到另一种启示。

■为什么关注评价改革

记者（以下简称记）：我们关注到，作为北京师范大学的副校长，您积极倡导并推动基础教育的评价改革。在您目前所做的工作中，评价研究占了很大比重，您为什么如此关注教育评价的问题？

董奇（以下简称董）：我关注教育评价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教育评价具有非常重要的导向作用。对于任何个体、群体、机构而言，其行为都会受到许多内在和外在因素的影响，前者如个人的兴趣、爱好、价值取向等；后者如他人、社会、有关部门的要求与评价等。研究表明，反映这些内外影响因素的评价，会对个体、群体、机构产生重要的导向作用。在教育过程中，评价对学生的学习行为、对教师的教育教学行为、对教育行政部门与学校管理者的管理行为具有重要的导向作用。评价是否能反映社会发展的需要、反映新的教育理念，评价方法是否科学，就显得十分重要了。

第二，教育评价学科建设的需要。教育评价不是一个简单的方法问题，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综合性学科领域，涉及国家的教育政策、教育实践；涉及相关的教育理论，教育质量观、价值观、人才观和效益观；更涉及与评价相关的社会文化、群体心理等等诸多方面的问题。如用什么样的公平、公正的程序收集数据？如何对收集来的数据进行合理有效的解释？如何使用这些数据改进工作等，都是值得我们研究的重要问题。

但遗憾的是，从学科的角度讲，目前我国教育与心理学界对评价的研究还很不深入、系统，特别从政策、理论、实践等各个层面对现存问题进行的综合性研究还非常缺乏。这就意味着在教育领域中具有重要导向功能的教育评价问题，还未得到深入的科学研究，因此，还

难以为教育决策提供有效的支持。

第三，我国的教育教学改革必须突破评价的瓶颈。近些年来，我国虽然提出了很多先进的教育教学思想与理念，但它们中许多还没有被真正落实。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这些新的理念与要求没有被真正体现到相关的评价工作和指标中去。一方面，这说明我们相关工作的系统性、配套性不够，抓落实不够；另一方面，也与对不同素质进行评价的难度、方法不同有关。比如：我们一直提倡学生德智体美全面发展，但往往由于智育方面的测评方法简单易行，就对智育方面评价多、检查实，从而导致更重视智育而忽视其他方面的现状。

记：作为一名心理学家，心理学、教育学的专业背景，是否使您更关注评价问题？

董：是这样。在我讲授的课程中，有一门心理与教育研究方法、一门青少年心理与行为评价。人的素质包括很多方面，性质各不相同，需要不同的评价方法与手段。而不同的方法又各有自身的优缺点，具有不同的适用条件和适用领域。比如：在各种英语测试方法中，纸笔测验迅速、方便，但难以真正有效地评价学生的口语能力；而采用面对面的真实性口语测试，虽更有效，却需要大量人力物力的投入。

我的专业研究领域是发展心理学，它是研究个体从出生到死亡的整个生命全程心理发展的一门学科。因此，我很关注人的良好素质、能力是如何形成的？形成的条件是什么，规律是什么？以及什么样的环境、教育条件、教育方法，可以帮助其更充分、自主、全面的发展等问题。

长期与中小学教育的接触，也使我更关注儿童青少年和教师的发展问题，让我思考如何通过评价促进教师与学生的发展。过去许多年，我们一直在中小学开展学习与心理健康促进工程，探讨如何通过对教师的培训和指导，促进教师发展、提高，从而使学生得到发展。我的体会是，评价研究绝不是研究一个工具，拿着它去评教师，看谁好，谁不好，而是要帮教师按照新要求，了解自己目前的发展状态与存在差距，并采取相应措施去提高自己。

记：评价研究在您的学术研究中占有什么地位？

董：它应该与我从事的基础研究同等重要。我做研究的原则是力求“顶天立地”。“顶天”就是在基础研究领域，针对科学前沿努力进行知识创新，比如：在我们目前从事的脑科学研究中，我们正在探讨学习怎样改变人的大脑；而大脑又怎样为我们的学习提供物质基础的问题。“立地”就是要针对当前教育教学实践中的一些重大问题进行研究。中国的心理科学研究、教育科学研究应当为我国的教育发展服务。基础研究有其知识创新的重要功能，但是最终目的还应该是促进国家的发展，服务于教育实践。因此，我们应该选择那些带有全局性的、对教育实践影响比较大的问题来研究。

教育评价应该是影响我国教育发展的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我们必须打破学科界限，组织多学科的力量，形成一支队伍，真正为解决这个问题，提供一个综合的解决方案。目前，仅仅在北师大，从事该项研究的教师和硕士生、博士生就有几十位。

■评价研究中的难点

记：您所领导的评价研究，与传统的评价研究有哪些不同，具体而言，有哪些特色？

董：我们所从事的评价研究，最突出的特色就是综合性，它同时具有以下三个特点：

第一，它是一项科学研究。其涉及的理论、方法，与传统的科学研究是相同的。

第二，它是一项教育政策研究。我们的研究要为教育行政部门制定教育政策提供科学的依据，它与教育行政决策有较密切的联系。目前我国课程改革的基本政策、方向虽然都已经确定了，但是怎样达到这个目标，评价是一个关键点。政策的制定需要以科学研究为依据，我们希望自己的研究能为制定政策提供一些依据。

第三，它是一项教育行动研究。评价研究的目的是要促进人的发展。新的评价方法、理念必须为教师所掌握，成为教师专业素质的一部分，才有实际的意义。因此，我们非常关注如何通过有效的培训，建立示范校、示范区去达到这一目的，关注如何在研究过程中改

变现实，为教师、学生、学校的发

展创造更好的环境与条件。

记：这样的综合性研究，难度会很大，你们在研究中遇到了哪些困难？

董：困难很多，比较突出的有四个：

第一，相关政策不配套。教育评价改革涉及许多部门、许多政策，它们有一致、协调的地方，也有不一致、不协调、相互矛盾的地方。改革的成功需要强有力的综合协调，但目前这方面的问题还不少，它导致单方面的改革难以奏效。

第二，如何处理好政策的科学性与可行性之间的关系。在实际工作中，有些措施虽科学，但碍于其他因素，或在政策上不可行，或在实践中不可行。比如：做好评价工作需要许多评价专家，但各地教育行政部门还难以设置这样专门的部门与岗位。就是有了岗位、编制，我国目前也还十分缺乏这类既懂理论、又懂实践的专业人才。

第三，如何实现教师从教育观念的转变到教育行为的变化。经过近些年的努力，许多教师的观念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但实际教育教学行为却改变不大。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我们需要的是教师实际教育行为的改变，只有教师行为的改变才会带来学生的改变。

第四，对教师和学生素质提出的新要求必须具体化、可操作化。比如：现在提倡培养学生的个性、创新精神。那么什么是个性，什么是创新精神？其具体表现行为是什么？在不同情景下的表现形式，有什么不同？对不同年龄的学生而言，又有何特殊表现形式等等，都要有一定的标准，以及根据这个标准定出的评估方法。

记：这样，我们的科研方式、方法，是不是要发生变化？

董：是的。比如：在研究课题的选择上，研究人员就不能只关注自己感兴趣的问题，而必须深入基层，关注基层亟待解决的问题。研究人员不仅要进行新的教育理念的介绍，而且必须与实际工作者一起去寻找解决问题的途径与方法。

与此相应，研究者的身份角色也要发生变化。在新的研究方式中，面对实践中出现的问题，谁也不知道具体怎么做才是最好的，所以这就要求研究人员、教研员、中小学管理者、教师等都站在平等的位置上，相互讨论、对话、交流、学习，共同提高，而不是谁指导谁。

■研究成果的应用

记：您的研究，要为国家教育行政部门制定评价政策提供依据。但最终政策的出台，可能会与你们的研究建议不完全一致。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董：教育行政部门出台一项政策，必须综合多种因素，考虑很多现实问题。出台的政策与我们的研究建议不完全一致，我认为是可以理解的。

第一，教育行政部门要考虑到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和地区差异。目前我国教育实践中的突出问题之一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各地各校间教育条件与水平差异太大，不同地区的教育行政部门面临的教育任务也不同，这是教育行政部门制定相关政策时必须考虑的。

第二，要考虑到各相关部门的具体情况。有些政策在执行中，需要许多相关部门的配合和支持，可能还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但各有关部门可能由于种种原因而不具备相关条件。所以一些好的建议就难以体现到政策上。

第三，要考虑到基层的实施能力。比如说，如果要让教师采用新的评价方法进行评价，就需要先进行培训。哪怕是一种方法的推广，也需要一整套的东西：如培训者、培训经费、培训教材、培训设备、培训时间，等等。这些并不是所有的地方都能提供。

所以，我个人觉得，教育行政部门出台一个政策的时候，要考虑到除学术研究以外的很多其他因素，不可能专家提的意见都采纳，这是一个很正常的现象。我们自身的定位是，更多地从科学角度，提出制定相关评价政策的建议，把可能的问题予以说明。至于教育行政部门采纳多少，则由其综合其他各

方的因素而定。

记：有些政策，基层在实施的过程中，可能会觉得不十分顺畅，对此，您怎么看？

董：出现一些问题是正常的。如前所述，任何一种好的新的评价理念、方法，在实施时，都需要相应的条件，也都有一个过程。

第一，需要对教师进行培训。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条件，但目前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在人力、物力、财力、时间上都投入不够。

第二，需要通过实践检验其有效性。哪些理念与方法是更有效、更可行的？实施中会出现哪些问题，怎么解决？都必须在实践中做了以后才知道。我们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在实践过程中发现一些好的、更切实可行的做法，并弄清其相应条件，然后再行推广。

第三，需要科学有效的评价工具。一个好的评价理念或方法，必须有一个有效的技术手段来保障其实施。

第四，需要创设新型评价氛围。有效的评价需要在新型学校氛围中进行。如北京市光明小学的评价改革效果很好，但它取得成功的条件之一，就是学校具备了宽松、安全、和谐、合作的以人为本的文化氛围。其他学校不能只学方法，否则可能效果不佳，甚至会出现负效果。

记：一些新的评价方法，本身可能是很有价值的，但在基层做起来，工作量太大。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董：评价要达到促进教师和学生发展的目的，必须解决可行性问题。目前，我们项目组正在与有关教育信息技术机构合作，共同研究电子化评价系统，不久即可用于教育实践。这样的系统不仅易于收集数据，保证数据的可靠性，而且还可以大大减轻教师的工作量，并向教师提供个性化的反馈信息。此外，各级教育行政部门还可将这一系统运用到教育质量监控工作中。

采访后记：董奇印象

“你们要采访董奇？”当同行的朋友听到我们的策划后，睁大了眼睛高声问道。“那你们可得准备好录音机，董校长的语速可快了”……于是在一个春日的傍晚，带着两套录音设备，我们与董奇进行了面对面的交流。

乍一见面，寒暄刚过，他就迅速起身，转眼的工夫，就从隔壁端来了新沏的春茶。说话快、走路快、做事快，董奇的“快速反应”果然名不虚传。伴着浓浓的茶香，我们的谈话很快步入了正题，他的语速依然很快，但一句句听下来，竟然没有一句废话，也没有一点逻辑问题。我们感受到的是他思维的敏捷，还有一种内在的平和。随着采访的深入，那些支撑高语速的“董氏思维”，逐渐浮出水面。

“董氏思维”，首先体现在董奇对问题的判断力上。从他对研究课题的选择上，就可以看出这一点“。为什么要选择评价改革来作深入研究？”董奇的眼睛里流露出的是兴奋：“选应用课题研究，应该选择带有全局性的、影响我们国家教育发展的大问题。教育评价问题的突出性、解决的难度、浪费人力资源之多，已经成为阻碍全国教育发展的瓶颈。做好这件事情，对国家、对教育、对亿万人的发展都有重要价值。”

“董氏思维”，体现在他思维的深度上。他有着比一般的学人更多的使命感和责任感。“我总觉得，一个人做研究也好，做其他工作也好，总要做一点对这个社会、对自己的国家有意义的事情。作为研究者个人，他可以仅仅在图书馆里写写理论文章，欣赏一下自己优美的文字和无懈可击的逻辑推理。但是一个学界不能这样。比如：国家开医院是为了医治病人，如果医生们天天不给病人看病，都躲在实验室里写理论文章，那国家就要关闭这个医院

了。国家面临的问题很多，既需要科学前沿的研究，也需要相关机构和学科解决国家发展中的实际问题，如果学界不能为国家急需解决的问题提供具体的思路和方法，那么这个学界的价值就会大打折扣了。所以我在评价研究中，更重视实践的研究，要为解决问题切实提出点建议来。”

“董氏思维”，还体现在他思路的开阔上。“评价的应用研究，需要多种资源、多种力量的组合，我们就要动员教育学、心理学的理论研究者与基层工作者共同参与，既要有深入实践的调查研究，又要争取教育行政部门和其他相关部门的大力支持，还要善于利用好其他社会资源。比如：在电子化评价平台的研制上，我们就需要与专业化的教育信息技术研发机构合作，这样，时间成本减少，人力资源成本节约，质量有保证。”

“董氏思维”，还体现在他思维的缜密上。他谈话有论点，更有论据，重视实证的特点相当突出。在前后不到两个小时的谈话中，他举了不下20次例子。近些年来，教育科研经常背负着脱离实践、缺乏科学方法的恶名。在董奇这里，我们看到了心理学重视实证的研究理念对教育科学研究方法的渗透。

“董氏思维”，还体现在他对事业的态度上。“这种实证研究是很艰苦的，在您的日程表上，上课、学术会议、学校行政事务等等，已经安排得满满的了。您还坚持做课题，不觉得太辛苦吗？”记者在问这个问题时，其实还隐含着另一层意思：作为一个心理学家、大学副校长，学术地位和社会地位都已经到了一定的程度，他完全可以不必再从事这种艰苦的实践研究了。然而，董奇显得自得其乐：“我不觉得做研究辛苦啊，做起来你就知道，这里面很有意思，非常有意思！”董奇特别爱说“有意思”。在他看来，评价“很有意思”；做心理学基础研究，“很有意思”；我们办刊物，也非常“有意思”……说到“有意思”的时候，他开心地笑着，宛如一个幼童得到了他期盼已久的礼物。他认为，事情只要做起来，就会“有意义”，关键在于你能不能发现其中的“意思”。“当然，我也会调剂自己。大学时，我是学校武术队的队员，现在没有时间练习了。”“如有时间，我会在周末和夫人一起爬爬香山，呼吸呼吸新鲜空气。”

整个采访过程，记者惊讶他的快速反应，惊叹他的思维敏捷，敬佩他的使命感与责任感，而真正让我们感动的是他的热情与谦和。采访前，他准时到场，守时守信。采访中，他尽量推开不断打进的电话。为配合拍照，应我们的要求，他从家里带来了需要的服装。在拍照过程中，不善于作秀、不习惯于酝酿“官气”的他，尽量满足摄影师的要求。他是北京师范大学心理系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大学生，一路硕士、博士、教授、博导、校长地走下来。北师大的精神、校风，在他身上已经融合成了一种习惯。

聪明人难得，聪明而又有大智慧的人更加难得！这种大智慧体现在对社会人生的理解与选择上，也体现在为人做事的每一个细节上。董奇应该是一个具有大智慧的人。

（策划：张葳沙培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