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王晋堂校长的办公室，秋光明媚，暖意融融。他正在整理《“滑动学制”在英语教学中的应用》材料。“这是北京一中12年一贯制实验的一个子课题”。他解读了我询问的目光，算是彼此打了招呼。
 

　　都是老朋友了，寒暄之后，我们的话题就从北京一中的这项已历时12年的实验开始。
 

　　北京一中12年一贯制实验始自1990年。当年5月13日，时任北京市教育局局长的陶西平同志带着市教育局各副局长和各处处长一行10余人，和东城区政府文教办、东城区教育局的负责人一同到一中现场办公，推出了这项实验。陶西平同志兴奋地说：“我就是要打一张‘世纪牌’”。
 

　　从1990年起，北京一中在招收初中、高中的同时，每年招收两个小学实验班。到2002年第一届毕业生离开一中已历时12年。

王校长笑着对记者说：“《红楼梦》有诗云：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历时十余载的这项实验，恰好可用这句话来做注解。”
 

　　一中的实验力图通过学制的贯通充分解放学生。实验之初的提法是：踢破两道门坎，摆脱升学战车。即从小学升初中—初中升高中的一贯制中，把中小学生从“应试教育”的体制中解脱出来，从而减轻学生过重的学习负担，使学生生动活泼、主动地发展。在这种体制下，很快就形成了“乐学、早慧、有特色”的实验风格。实验势头不错。
 

　　“当然，实验中困难还是不少的，倘说“艰辛备尝，亦不为过”。王校长历数实验的难处：实验是“先上马后备鞍”。实验之初设计的实验楼几经周折未能落实，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和制约了实验的正常发展。物质上的困难是客观存在的，然而，实验最大的困难是在体制上。当大气候仍然是以升学率来评价一所学校时，当众多家长还是把孩子的出路定位在高考上时，要在这种氛围中制造一个摆脱升学机制的小环境，谈何容易！当时实行的是重点校的体制。重点校体制实际是一种选拔制。初中升高中时，分数高的学生进市重点校，分数次之的进区重点校，分数再次的进二类校或三类校。学生从小学升初中，初中升高中，再从高中考大学，都是“优胜劣汰”所谓分数面前人人平等，也就是承认“一分定终身”的不平等。由于客观环境的制约，北京一中实验部的发展变得复杂起来，最令人头疼的，是难以避免学习拔尖学生的流失。从小学六年级起，到初中三年级升学考试，都没有办法避免重点校对实验部学生中佼佼者的遴选。如果学生在学科竞赛中获奖，被挖走更是难免。1996、1997年，一中实验部在北京市“迎春杯”数学竞赛中一、二、三等奖都榜上有名，结果是获奖学生悉数被重点校挖走。到了1998年，一中只好告别这种为尖子生流失搭建平台的竞赛。
 

　　实验部在初三升学时流失了一部分尖子生的同时，一些学习中等偏下低于一中高中分数线的学生却由于实验的约定留在了一中,使一中在高考时背了一个低分的包袱。尽管如此，实验部的学生在2002年高考中仍然考出了620分的较高分数，并有一个500多分以上的较高分数群体。

　　在以升学率作为评价学校的唯一“硬指标”的普遍观念中，怎样去评价一项“以摆脱升学战车”为主旨的实验，应该引起我们更深刻的思考。
 

　　但是，我们应当看到这项实验的生命力。实验当初招收的学生是以“就近入学”为主体，是在重点校体制“招收分数高的学生淘汰分数低的学生”的前提下进行的。一中在十几年前的实验中独立支撑着一个有别于“大气候”体制的“小环境”，其难度和承受的压力都是巨大的。
 

　　“我们所以在压力下没有放弃这项实验，是基于我们对教育本义的理解。教育特别是基础教育以培养“一部分”和“一小部分”的“尖子生”为目标呢，还是以面向全体学生——既面向“一部分”和“一小部分”学生，又面向“一部分”和“一小部分”学生之外的学生呢。”王校长并不急于给这样的设问以答案，他慢慢道来。
 

　　“对于学校也是一样，学校分重点校、二类校、三类校。分数高的学生到重点校可以考进北大清华，留在二类校也可以考进北大清华。而这种相对集中——分数高的学生相对集中在重点校，分数低的学生相对集中在二类校三类校，由此影响了二类校三类校师生的信心，代价是很大的。”
 

　　王校长结合北京一中的情况，列举了历史上的一些名校。由于某些原因，在北京市唯一一次（当时说是“第一批”）评选重点校活动中，一中没有被定为重点校，导致生源素质下降、教师流失。他说：“文革”刚一结束时百废待兴，在教育资源紧缺的情况下，!设立重点校还是有道理的。但在今天首都的教育已经有了很大发展，在高校扩招的背景下，家长希望自己的子女进一所硬件软件都具有优势的学校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此时的教育发展方略似乎应该从过去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转移到“公平优先、兼顾效率”上来。
 

　　“在高校招生是一个定数的情况下，针对全体高中毕业生而言，高考其实是一种升学机会的配置。”
 

　　王校长说：任何人不能拔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这是一个古老的话题了。他话锋一转，谈到一中实验的意义。“一中的实验不能超出现实的大气候的制约，但是它的过程体现教育变革的必要性。”
 

　　一中12年一贯制的宗旨是“和谐教育、全面发展、基础扎实、学有特长：”其子课题是：滑动学制、综合课程、实验教材、主动创造教学法等项。在12年的历程中，这些子课题有的已结题，有的正在研究中，均体现了超前意识和预见性。
 

　　当北京在1998年开始实行电脑派位制把小学和初中贯通一气时，一中在1990年的实验方案中已经做了这种设计并予以实施。当教育部2001年正式把美育列为教育方针中与德智体并列时，一中的实验中早已强调了美育的重要地位(在体育音乐美术课之外开设了形体课)；当2002年教育部在新课程计划中推出综合课程时，一中的综合课程已开展了12年；当新课程计划中开列了研究性学习时，一中体现研究性学习的“主动创造教学法”也已经进行完一轮实验。一中实验部的学生在身高、体重、胸围等方面都超过了普通班的平均值。在智力发展上也有明显的优势。特别是在思想道德的表现上，比起普通班更懂文明有礼貌。一中实验部的学生发展和谐、充满朝气。他们的学习生活更活泼主动、更幸福快乐。“乐学、早慧、有特色。”这就是来校鉴定改革成果的北京市教育规划领导小组的专家给予实验部学生的评价，这就是这项实验进行了12年并且还在继续进行下去而没有垮掉的生命力所在。
 

　　一中的实验被列为北京市“八五”和“九五”的重点课题，在实验阶段评定中，通过了北京市教育科研领导小组专家组织的鉴定并获奖励。同时，作为教育部“九五”教育科研重点项目被评为先进实验基地。王晋堂校长等实验骨干获优秀教育实验工作者荣誉。在有全国18个省市参加的教育部教育科研重点课题“素质教育的理论与实践研究”总课题组中，王校长担任副组长，并担任该课题的成果研究丛书总编之一。北京一中承担的“实践中的做人教育”于2001年5月成书出版后获得普遍好评。北京一中的12年一贯制实验被很多报刊报道.
 

　　采访结束时，我看到王晋堂校长在某杂志《新世纪校长寄语》上写的一段话：
 

　　从来的教育家都是教育理论家，从来的教育家都是教育实践家，从来的教育家都是理想主义者。
 

　　由于理想和现实的距离，在建树辉煌的同时，他们的事业往往带有一点悲剧色彩。他们留给后人的巨大精神力量在于他们顽强地坚持着一个信条：敢探索未发现的真理敢，进入未开化的边疆。
 

　　或许，"这就是王晋堂校长的心声。他谈话声调不高却含有创造性的思考，他态度平和从容却分明蕴含着一种坚毅和沉着自信。